在2017年发表《劳燕》后，旅居加拿大的著名作家张翎萌生了用英语写作的想法。虽然她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且在海外定居超过了35年，但这对她来说，仍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二三十年来，张翎一直用母语创作，《流年物语》《余震》《金山》《劳燕》等作品蜚声海内外。对历史的观照与对灾难的思考，在张翎作品中时常闪现，其中流露的人性光芒令读者印象尤为深刻。暌违六年推出的新作《归海》（英文版名为Where Waters Meet），依然如此。

　　张翎告诉记者，《归海》是“战争的孩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讲述了英语教师袁凤从加拿大返回故土，往返于扑朔迷离的久远记忆，探寻“袁春雨”分别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的故事。她坦言，将这个系列命名为“战争的孩子”，是因为她不想正面书写战争，而是想写战争的后续影响，从灾难中站立起来，寻觅重生的力量，这恰是人性的光亮所在。

　　●南方日报记者戴雪晴

　　用英语写作，

　　是脑子寻找舌头的过程

　　南方日报：《归海》是您创作的第一部用英文和中文同时创作的小说，为何这次会选择用英语来书写故土的故事？

　　张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劳燕》的英译本A Single Swallow在市场低迷的状况下，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不错的表现，曾多周居亚马逊中国文学和二战历史小说类榜首。一些美国读者留言说：在读《劳燕》之前，他们不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这个反馈给了我很强烈的震撼——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可能还存在认知盲点。既然《劳燕》是我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一部，三部主题都是和战争相关的，那我为何不尝试直接用英文写，告诉英文读者我所知道的一小角抗战历史呢？

　　南方日报：用英语创作时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张翎：首先是要过语言关。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是指词汇量，而是指和这门语言相关的所有方面。在母语写作里，我们选择一个词语时，不仅知道它字面的意义，也深知它词底的褒贬、联想、双关、语气等更为微妙的内涵，是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词语来建构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的。

　　而在第二语言里，直觉层面的判断能力大大削弱。要在英语中找一个传神的说法，就得比中文多花三五倍的力气。英文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脑子永远在寻找舌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些耗神，但一旦两者彼此找到，却是妙不可言。英文词是多音节的，能构成与单音节的汉语词不同的节奏和乐感。我写完了一段话，轻轻地读一遍，那种新奇的节奏会带给我极大的兴奋感。

　　在日常生活里，

　　看到历史的一角

　　南方日报：您在哪一年开始酝酿《归海》的故事？

　　张翎：《归海》是“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7年推出的《劳燕》。早在动笔写《劳燕》时，就已经有了三部曲的整体计划。由于《归海》有中英两个版本，所以耗费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劳燕》发表六年后，才有了《归海》。但这六年并不完全是写作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是耗费在整理案头资料上。在过去几年里我做了许多关于二战的亚洲战场的书面调研和实地采风，由于三部曲的主题是一致的，有些调研资料是可以共享的。原来的设想是在十年里完成三部曲，现在六七年过去了，已经完成了两部。第三部应该能在计划之中完成。

　　南方日报：移民话题一直让您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张翎：《归海》和《劳燕》虽然是关于故土的故事，但都夹杂着越洋的内容和视角，我的移民经历在其间肯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战争的孩子”三部曲最重要的主题还不是关于移民和文化冲突的。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在诊所里我遇见了许多从各个战场上下来的退役军人和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战争遗留下来的记忆和创伤，这些创伤在战争和灾难发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旧潜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段工作经历给我的小说写作带来了充沛的灵感，我就把这些灵感带入了自己族裔的故事里。

　　早在2007年我写下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时，战争、灾难和创伤就已经是我关注的话题，一直延续至今。但这个主题很大，在《归海》里，我选择了一个小切口进入，这个小切口就是母亲死后留下的秘密。沿着这个切口走进去，可以看见一角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这双在蚌壳里寻找珍珠的探求的眼睛，采用的是一个海外的视角——这和我的移民经历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穿越时空，

　　广东人的基因一脉相承

　　南方日报：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到那些如泥水般充满生命力的女性？

　　张翎：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我的家族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女人。我外婆生下十一个子女，存活了十个，在那个婴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这简直是奇迹。

　　无论男女，十个子女都接受了那个年代所能得到的良好教育。我从小就是听我母亲讲她的家族里那些难以置信的女性的生存故事长大的。那些像泥水一样在生活的缝隙中流淌着存活下来的女人，是我文学生命的营养，她们早就排着队等在我的记忆中，等待着某个电闪雷鸣的时刻，迫不及待地跳到纸上。

　　南方日报：在《金山》中塑造“金山伯”形象时，你多次到访广东，有没有一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张翎：为写《金山》，我数次来到广东。在调研采风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历史中的广东人；而在会友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生活在当下的广东人。历史中的那一代广东人能吃苦，敢为了改变生活远走他乡。可是走得再远，总也恋家，终其一生念念不忘“叶落归根”。他们会把他乡的种种精彩，千山万水地带回故乡，所以才会有开平碉楼那样神奇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物。在那些碉楼里，你可以发现祖宗牌位、中国书法条幅与维多利亚式的咖啡器具、西洋挂钟并列的奇特景象。

　　虽然远走西洋、南洋谋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但“金山伯”身上的某些特质，在今天的广东人身上依旧彰显。开放、务实、不情绪化、不拧巴、不抠死理、懂得尊重个人边界和隐私、很容易顺应环境的变化……这些当年“金山伯”在外埠求生存发展所养成的个性，也像基因一样传承到了当代广东人身上。每次来到广东，我都能感觉到一条鲜明的个性脉络，穿过一个半世纪的时空距离，跳跃在广东的市井街面。